“以法律提衡天下”的包拯

如何治理国家，我国自古就有人治与法治两种不同的思想观点，包拯是“法治”的捍卫者和执行者，他一直认为治理国家离不开法，法令的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，他强调“治国之要，莫大于法”，“国有常法”，才能“提衡天下”。在记载包拯政绩的各类历史典籍以及包拯流传至今的180多篇奏议中，我们不难发现包拯确实把立法执法，看作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，并身体力行，严格做到依法办事。

依法治国   止绝“内降”

包拯在一篇名为《论诏令数易改》的奏章中指出：“法令者，人主之大柄，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。”并提出“法存画一，国有常格。”意思就是法令是君王行使权利的重要手段，关系国家治乱安危，国家要有统一法律，不能轻易变化。只有这样，执法官员才能放心办事，不会因为朝令夕改而无所适从。针对皇帝及后妃往往不通过官府，以个人的爱憎从宫中发出命令或者指示，要求官府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处理某个案件的做法，包拯严厉提出法令一旦颁布就应严格遵守，对于皇帝和后妃的这种司法干预，包拯深感不安，尖锐指出这种“内降”是“妨公害政”，只有止绝内降，人人守法，官员才能全心全意依法办事。 

严格执法  铁面无私

法治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执行的情况如何，唯有严格执法，才能让众人觉得公平，国家才会长久太平。包拯的秉公办案、铁面无私的品质是值得称赞的，宋史记载，百姓用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”之语来称赞包拯，把包拯比作阴曹地府里秉公执法的阎王爷，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他的执法节操。他在家乡庐州做官时，即便亲友犯法也秉公处理。一次他的舅舅犯了法，包拯秉公执法，重杖了十下，使其他亲友的犯法行为多有收敛，至今“外甥有理打得舅”也成了家乡合肥一带的俗语流传下来。

改革诉讼   开门办案  

在法律诉讼的审理程序方面，包拯曾进行了大胆的改革，当时宋代普遍存在法治不严，政失于宽，纲纪不振，法律松弛的现象，而且封建等级观念严格，官和民之间存在着隔阂，不能以平等的地位说话。嘉祐元年（1056），包拯权知开封府，他发现开封府有个旧制，诉讼不得直入衙门内，而是交由门牌司收转，府吏常趁机勒索诉讼者的财物。包拯上任后，一扫旧习，“使径造庭下，自道曲直，吏民不敢欺。”让老百姓直入公堂陈述案件事实。这一看似简单的改革，实际上对于严格执法、公正断案有着重要作用，此举不仅方便了百姓诉讼，不受府吏的敲诈勒索，还可让当事人当庭陈述案件事实和理由，有助于查清案情，正确断案，这在我国法律史上也是具有首创性和积极意义的。

明察秋毫   洞悉奸伪

在法治思想方面包拯有着很多独特的见解，在办案实践方面成就同样卓越。且不说戏曲、小说有着众多关于包拯神奇的办案能力，以至于后人称他为“东方的福尔摩斯”，就连宋史以及包拯的墓志铭对于包拯办案的能力也有详细的记载，他在天长县的一起《审割牛舌案》，原本被认为是一桩无头公案，却被包拯轻而易举的利用罪犯的心里特点推理侦破了。开封府的两人饮酒醉者之金被人藏匿的案件看似很难侦破，但对于包拯来说，因其对法律非常熟悉，对作奸犯科的心里也很了解，加之利用人证、物证和逻辑推理的方法，都能合理合法作出快速和正确的判决。

依法治国，严格执法，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，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。无论是在宋代还是当代，包拯的法治思想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他的“以法律提衡天下”的主张以及执法如山的实践给后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借鉴，值得今人引用学习。